反观历史，一个集团，一个人群，甚至一个民族，自觉有点活不下去想换一种活法，决心要起来折腾那么一两下的时候，他们一般总是反传统的。一旦日子好过些了，想着要守成了，想着要稳住自己屁股底下那把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座椅”时，他们往往就变成传统最忠实的宣传者维护者。好比一个女子，做姑娘做儿媳时，总不愿意跟着婆婆天天去念叨什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俯首贴耳地受其束缚。但一旦等她千辛万苦地也熬成了个婆，手下也有那么几个鲜活水灵，整天喜欢东张西望的女儿儿媳要归她管束管教，回过头来再读读那些发黄了的经典教本，她一定会拍案叫绝，深幸祖宗居然为她留下了那么管用的好东西。
我这里只是想说一种心态，无意对“传统”做某种更深入的论述。更不是要否定它。近一百年来，中国人，中国的文学，更大的一个方面，比如中国的政治，总是在为如何正确处置“外来影响”和“自身传统”进行争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总要警惕“婆婆心态”。即便是做了“婆婆”，也要保持一种“少性”，让自己尽量地鲜活一些。只有鲜活，才有希望。但又不要执意做出一副“鲜活状”，那也让人难受。更不要用自己的鲜活去妨碍别人，强迫别人跟自己一样“鲜活”。如果做出一副唯我独前卫的姿态来压制他人，那简直就是可怕了。这些年里，这样的故作鲜活状的事情我觉得还是经常发生的。比如八十年代初的某一阶段，有人介绍国外的“意识流”“潜意识”“弗洛依德”。这对于刚经历了“两突出”“八个样板戏”那场恶梦的中国文学来说，无异是一件大好事。搞文学，研究人，多少年我们只知道阶级感情，阶级立场，只知道人的所作所为都必定和“立场观点”相连，岂不知人还有潜意识的那一面。意识的活动有时并不受自我意识本身制约……真的让我这种在当时连“弗洛依德”还是“弗依洛德”都搞不清楚的人觉得太爽快了，真是别有洞天，得一帖好滋补药。真的觉得自己缺不少东西，要好好补课学习，才能把人研究透了，表达好了。但后来事态进一步的发展，似乎又有了那么一点意思，似乎非意识流不成小说，似乎那一切有故事有情节讲究性格发展情节线索的小说就统统被认为不是小说，种种的议论中恨不得就要打倒“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曹雪芹”。又比如后来的译介“后现代”，其实也是非常必要的。但也有一度似乎非要大家伙这么干，不这么干就不是个东西。就要被嘲笑冷落排斥……搞到了谁要不解构不反讽不世纪末日谁就没资格作小说，就不是小说不是真文学。铺天盖地。独此一家。说实在的，真是有点过分了。中国离真正的现代化还那么遥远，满大街都是烟熏火燎脏了吧唧的烤羊肉串摊；随便推开一个大杂院门，都能找到三代人合住一间屋的场景，你就要在这块土地上“闹”“后现代”，让大伙搞解构，消解一切意义，排拒一切崇高，贬斥一切英雄，这现实吗？能被今日之中国接受，并有利于产生明日之中国吗？文学文学，它的的确确是文人做的一门学问。它不应该太受国别国界的局限，应该具有更强的世界性，对外来的东西应该更具包容性，消融性。它应该更能吸纳外货。但它又的的确确特别地离不开“现实感”。缺少了“现实感”这点分寸去搞“外来影响”，去推销外货，即便主观上不想“炒作”“哗众”，但客观效果，往往让人觉得只不过是在“炒”，是在“哗”而已。这样搞“外来影响”，自然会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也不可能对中国的现实生活（和文学发展）产生真正的推动作用。我想这也不是译荐者们的原意所在。
说到这里，还要说一句似乎是说了等于没说的“废话”，那就是，“传统”也罢，“外来影响”也罢，它们都会永久地存在下去。别担心，它们不会流失，也不会消亡，最重要的一着，是看我们自己怎么使用它们。决不拜倒在“传统”的蟒袍玉带石榴裙下，也决不淹没在外来货的新诡奇巧之中。择其可用能用者用之。这“择”的“唯一”的标准，就是我自己的（我们自己的）“现实感”和对明天中国的追求。撕心裂肺切肤之痛的“现实感”和追求。只要立足在这铁定的现实感和追求上，咬住青山不放松，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接受外来影响，临场多思多试，不怕反复修正，谁能有我如此从容坦然？
这是我作文学的一点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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